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

喜欢音乐的孙恒，当初的梦想是当个出色的流行歌手。他辞了在老家河南开封的教师工作，漂到北京。抱着一把吉他，在地铁、酒吧等地儿演唱。

是一次特殊的演唱经历，让他改变。

那是2001年冬天。

有一次，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。“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，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。正好我在那儿，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。到了工棚，我给工友们唱歌。没想到，那次唱歌的感觉，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。”

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。内容是他的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，“歌词基本上是他原话，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。”

工棚很简陋，是上下铺，挂着晾晒的内衣裤，来了很多工友，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，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，用陕西方言唱道：

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，说我们没得暂住证，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，收容到昌平。到了以后我发现，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，想要出去有条件：你可以打电话，叫人来送钱。……

我们住的是一个露天的大院，半夜我听见有人在哭喊，吓得我也不敢看。旁边有人在卖东西，我只有唾沫往下咽。因为我只有两块半，刚好只够买盒儿烟。还好，后来吃上了窝窝头，一共饿了我一天半。

我的家乡在西安，来押送我们的是当地的人员。在上火车之前，他让我们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不能随便看。火车上又怕我们跑，把我们的腰带鞋带全抽掉。这一路上，又是饿了我一天半。

到站以后他们说：想要出去有条件，两百块钱一个人，否则继续关里面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打电话，是好心的姐姐把我接回家。

这次意外的演出，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，像遇见知音一样。

“唱歌时，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掌声、笑声那么真诚、质朴，给他们唱歌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，像心灵对话，有一种默契。再加上我唱的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而且从来没人唱过，所以，他们听得特别专注。那天，他们跟我谈了很多。

“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，我突然醒悟：这里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！”

2002年5月，孙恒和几个朋友一起，成立了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创作，专门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演出。

“来北京，几年折腾下来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生活、对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，对自己重新定位。我喜欢唱歌，我会唱歌，我唱了很多歌，大家爱听，能对别人的生活起到积极、健康的影响，这就是我的价值，也是我的成功！”

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，这次演出，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。

演出设备非常简陋，只有两把吉它，一把口琴，麦克风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，绑在一根钢筋上，插在地上，两只音箱又小又旧，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，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，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：“天下打工是一家”。

像他们日后的每场演出一样，孙恒有一段开场白，自我介绍：我们不是什么专业的文艺团体，我们和大家一样，是从全国各地来的，从农村来的，来北京打工，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……

他大声地说：“昨天我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，今天我们也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生话。我们说劳动者最光荣，而打工者群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型劳动者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唱――《打工、打工，最光荣》。”

当孙恒他们演唱《团结一心讨工钱》时，演出达到了高潮，掌声、叫好声震耳。

辛辛苦苦干一年，到头来不给结工钱，面善心黑的周老板，躲藏起来不相见。寒冬腊月要过年，全家老小把我盼；空手而归没法办，只有横下一心：讨工钱！

兄弟们来把工地占，条件一个：结工钱；“周二熊”嘻皮又笑脸，“好说、好说，咱夜里十二点，准时结工钱。”到了夜里十二点，骗人的招数露了馅：先是来了三车“安全帽”，想挑起内讧，在工友之间；后又来了“110”，连哄带骗带诈唬，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。

这时，我感到有点犹豫和矛盾，再被收容可咋办？

幸亏有，身经百战的王老汉，他挺身而出，把这骗局全揭穿；他带领大家高声喊：“兄弟们，团结一心讨工钱！”

（在场的五百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，跟着孙恒齐声吼唱：团结一心讨工钱！条件一个结工钱！）

工友们特别开心，但工地老板害怕了，要求马上停止演出。

“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，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。2002年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，但大家根本没机会说出心里话，这样憋久了，不是好事。我们站在工友们的立场上。替他们说话，这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。”

打工青年艺术团也参与帮助农民工讨工钱。有个四川来的民工，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，老板什么都不管，只给三百块钱打发人。“别说医疗费，就是回家的路费都不够。我们找了记者和律师，一块去跟老板谈判。谈得特别艰难，从下午五点，一直谈到夜里十二点，最后老板给了这个工人三千元钱。”

他们的演出最大的阻力是资方，“联系二十次，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。”老板的托辞是：我们的工人很忙，加班加点，没时间看你们演出。“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，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。工地完全是封闭的，外人根本进不去，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，谈不上有什么权益。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，成本太高了，无论时间、精力、金钱上都耗不起。”

每次演出中，都有一节互动表演，请现场工人自己上台唱歌。“哪怕他们唱得跑调，声音发抖，但那是他们的声音，是他们的心声。”2003年，打工青年艺术团共演了四五十场，每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演员十人左右，吹拉弹唱说都有。

“实际上，我们的节目很粗糙、简单，但他们不在乎，反正就是热闹，像过年一样高兴，共同体验一种欢乐，在精神上有一种交流和释放。”

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，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，周铁松就是这样参加进来的。孙恒说，他写的歌就像是从心里喷出来的一样，工友们很爱听。

“因为不正规，所以人员流动很大，人不停地来，又不停地走。这样也好，他们学会了我们的歌，又可以带到别处去。”孙恒说。

艺术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，本身要打工，住得很分散。每次演出前打电话通知，下了班赶到演出现场，演完了坐公交车回去，连一份盒饭也没有，更谈不上什么出场费。

王德志家在内蒙古兴安盟，他在北京干了八年，干过七八种活，自己每周花四十块钱学说相声。他说在北京打工，精神上很空虚，那些主流的文艺离我们太远，“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干完了人很累，回宿舍大家在一块，要么喝酒要么打牌。看书？现在的书多贵啊，我们挣的又不多。”他参加艺术团后，创作了相声《漂》，讲的是打工者在北京的经历及爱情。

他们的歌硬梆梆的，一点儿也不缠绵悱恻。

孙恒说：“现在，煽情的歌已经太多了。我们缺的是劳动者自己的歌，唱出劳动者的自尊自信，唱出他们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唱出他们的心声。”

“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演出，让社会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现状，大家一块来出主意，想出路。”

他们曾搞过这样的专题演出：“反对身份歧视”、“工资是争取来的”、“识破打工陷阱”、“自我营造，合作发展”等。

“最早叫我们盲流，后来又叫打工仔、民工，这些叫法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，我们就是工人，靠劳动吃饭为生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课，他明确地说：工会已经承认，流动务工人员、打工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是当代新型的工人。打工者的称呼总有一天会被取消。”

《中国青年报》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：在乌鲁木齐，三十六岁的湖北打工妹李腊英在横穿马路时，致使一辆公共汽车急刹车，车上的一个女乘客一屁股坐在蛋糕上。李腊英被司机和乘客强行拉上车，让她付赔偿费，否则不让下车。在恐惧和羞辱下，李腊英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，摔死在马路上，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……

看了这篇报道，孙恒和他的伙伴们感到震惊和气愤。根据这个故事，他们自编、自导、自演出话剧小品《月英的故事》，在“反对身份歧视”的主题表演中演出。

采访孙恒时，他的嗓音一直响亮而平和，唯一一次动感情，是说起为打工子弟写歌的事。

他曾在打工子弟学校当过三四年的音乐老师。“在北京，有几十万打工子弟，因为交不起借读费，好多孩子上不了学，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利。后来，社会上虽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，但大多处于非法状态。有的政府部门，行为过激，强行取缔。听说丰台有所打工子弟学校要被强行取缔，我就去了。可是，我又能做什么？我只能为孩子们写歌、唱歌。”

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，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；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，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，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，我们在这里成长！

我们渴望知识的海洋还有明媚的阳光！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，我们从这里开始――飞翔！

学校要被取缔，孩子们直哭。有个男孩儿告诉孙恒，说长大了，一定要当警察，而且要当警察的头儿，管警察，这样，警察就不能来关我们的学校了。“这种伤害，对孩子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。”孙恒说得眼睛都红了。

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，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间教室。这儿地处北京五环路外，圆明园附近，城乡接合部。

在这里采访时，我遇见了屈远方。

屈远方二十六岁，河南商丘人，现在在北京当厨师。因为以前在部队文工团干过，会吹萨克斯，所以几年前刚来北京时，他与朋友组建了一支小乐队，到歌厅走场卖唱。他们在海淀黄庄一家西餐厅演出，很受欢迎，慢慢地就把原先在这儿演出的乐队挤掉了。

“记得那是个夏天，很热，一天夜里十二点了，我们五个人从餐厅演完出来，突然冲过来一帮人，是被我们挤掉的那个乐队找来的打手，把我们打得很惨。我们只跑掉了两个人，剩下的一个被打死，一个被打成植物人，我的左手三根神经被扎断，废了，再也不能吹萨克斯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很绝望，直到遇见孙恒他们。”屈远方参入了打工者艺术团，在里边打快板。

现在，他自己没事就过来。“到这儿感觉不一样，像回到家一样。”

2003年，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资助了打工青年艺术团，艺术团陆续添置了电子琴、架子鼓等乐器。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、属地肖家河街道居委会，三方共建，成立了“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”，现有一百多个注册会员，二三十个骨干，三名固定工作人员。主要目的，是想给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训，灌输一些知识，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。

“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”2003年11月建起电脑室，二十多台旧电脑都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，每台花了一百元重新维修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办了三期电脑免费培训班，每期三周，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。

平时除了办电脑班，开放图书室外，他们每周都安排一些活动，如影视欣赏、“社会性别意识专题培训”、大众文艺培训，内容有简谱乐理知识、吉他弹唱，还有编辑出版《社区快报》。

《社区快报》四开，杂志大小，每出一期要一百二十元，一共印两千份，由志愿者发放给打工者，文章都是自写自编，已经出了三期。有一篇属名“小山”的文章，让我印象深刻：

我们也是人，但我们“这种人”前边还要加上“农民工”，合起来叫农民工人，然后简称“农民工”，再然后简称“民工”。这样就打了个三折。看看，做人难呀！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但是，我们这个公民是名义上的、没有财产做保证的公民，还是会有人不把我们当人看。

为什么说人格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呢？很简单，比如你的权益受到侵害，你要用法律和社会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，那么就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，可是，我们为了省钱，连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都不会买，更不要说去为此打官司了。因此，你说你是人，你有尊严，可是怎么保障呢？

现在，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：我们是“人”，又不是“人”。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、参加义工培训――就是来做人来了，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，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那么，想做公民，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，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，还要大家争取。在没有财产、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，要想做公民．还真得动点脑子。

2004年4月11日，周日上午，我去参加了孙恒他们搞的一次法律培训――“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身权益”。讲课的律师是社区居委会帮忙找来的，主讲《劳动法》。律师花了近一小时，详细讲了如何签劳动合同、如何避免合同陷阱、发生工伤时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。

到了提问时间，有个小伙子问：“老板让我们加班，但从来没给过加班费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律师说，一定要有加班的事实证明，不能光嘴上说你加班了，那样不行。

但他说取证比较困难，“我让我的同事证明可不可以？”

“这有一定的法律效力，但问题是，你的同事愿不愿意，他帮你证明了，可能就被老板开除了。”

屈远方问：“比如我们找老板交涉，他承认我们加班了，几点上班几点下班，谈话时，我们拿录音机偷偷录下来，这个可以当证据吗？”

律师说可以，这是视听证据，有法律效力。

另一个女孩问：现在，北京市最低工资是多少？

答：“四百九十五元。”

女孩又问：去年，我的一个朋友，因为家里人去世，跟老板请假回家，老板不同意，但最后她还是走了。等她回来时，老板不但把她开除了，连欠她的工资也不给，还把欠条撕了，像这种情况，该怎么办呢？

“一旦发生劳动争议，首先可以去劳动部门申请仲裁。每一个区的劳动局，都有一个劳动仲裁办公室，调解不成，再到法院起诉……”

谈到打官司、讨工钱，一个中年人抱怨道：“我讨一百二十块钱，却要花费一千二百块。”他又接着问律师：讨不到自己该得的工钱，用合法的途径又解决不了问题，有人用死的方式来解决，比如爬了塔吊。“北京市后来出台了一个规定，说像这样爬塔吊是犯法的。请问，这样犯法吗？”

律师迟疑了一下，笑着说：从法律上讲，没有规定自杀、跳楼犯法，但要是违害公共安全了，就另当别论。“地方政府有颁布行政规章的权力，但它颁布的条文，必须与国家的法律一致，如果与国家的法律有冲突，就是无效的……”

来听讲座的有二十多个人，没我想像的多，我问了孙恒，他答：“大家为什么不来？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没太多时间。

“生存压力太大。你想想看，我一周抽半天来听讲座，老板可能就会扣我工资，甚至把我开除了。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

“所以，争取自己的权利，先从争取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始！我们所做的事，都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。”

“那你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孙恒答：“很不稳定，我们现在所需的资金，是靠基金会资助和社会募捐，我们三个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从这里边出，有些项目是短期的，项目做完了，资助也就结束了。

“从长远讲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养活自己。”

五一节要到了，孙恒他们很忙，他们已联系好了三场演出，还要录制第一张唱片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，赶着排练，计划5月进棚录音，7月出版发行。

“这张唱片我们没想要赚钱，但会搞一些义卖。发这张唱片的目的，一是对我们两年多来创作歌曲的整理，希望通过发唱片，能普及这些歌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，通过文艺的方式，来关注我们。这个时代，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。”

（本文图片说明文字由东东枪配写）

（摘自《读库》0604，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，定价：30.00元）